第一千四百零五章、十万大奖（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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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
东林党既是一起历史事件，又是一种文化现象。
它虽然发生在晚明时期，但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。
许多年来，学界一直把它视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备加关注，有关撰述也络绎不绝。
推崇它的赞誉为文化盛举，诋毁它的斥责为讽议朝政。
正面评价
吴伟逸的文章认为：“东林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”，说他们的悲剧命运是“咎由自取”，不符合实情。
“东林党人表现出来的士大夫的耿直、勇敢、刚毅，为了理想临危不惧、视死如归的精神却万古流芳”，“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的瑰宝，是值得后人敬仰的”。
《晚明激烈“党争”中的“东林党”》一文认为：
“从表面看来，似是由于正直一派官员操之过急，以及除恶务尽的策略错误导致失败，故后人有批评指责东林官员”对于明王朝的灭亡，“似乎他们与阉党负有同样的责任。这是不公平的”。“‘东林党‘一方的所作所为，则比较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，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；他们对贵族大地主独裁专权和腐败邪恶一派的斗争，具有积极意义”。
《明代政治史》认为：
“从主观上说，东林一方投入到党争之中，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机”，
“如果说党争无补于时政，那么东林党只是无心之失，不应受到过多的责备。相反，诸邪党以及阉党他们处处与东林为敌，加重了朝政的紊乱，破坏了正常的统治秩序，使国政在非良好的状态下运行，因此他们应负最主要的责任”。
邓泽森的文章称：“有的论著在辨析东林党着意政治改革时，持论似有失偏颇，认为‘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‘，是从张居正‘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退却‘。持这种观点的学者，忽视了对上述两次改革客观条件差异性的认识”。
接着，又说：“东林党人的活动正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，代表着‘社会良心‘发起的政治自救运动。东林领袖在同封建统治集团里邪恶势力的较量中，遭到彻底毁灭，但是他们仍以基督式的悲壮殉难，给后人树立起一座巍巍丰碑”，
“他们为民请命的义举和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，犹如点缀封建末世夜空里的璀灿星辰。这是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给历史留下的宝贵财富”。
刘泽华主编的《中国政治思想史·隋唐宋元明清卷》认为：
“东林党作为士人政治群体，是富于理想，能坚持原则又颇有牺牲精神的”，他们“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”。
朱义禄《儒家思想人格与中国文化》认为：
“真正从群体自觉角度继承东汉士人的，是明末东林党人”，“他们高扬‘群善‘的精神”，“以善恶来界分君子与小人”，“始终重视气节”，“堪称人格道德上的楷模”，“他们舍身救世，视死如归的崇高人格，却是耸立在神州大地的丰碑”。
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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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
东林党既是一起历史事件，又是一种文化现象。
它虽然发生在晚明时期，但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。
许多年来，学界一直把它视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备加关注，有关撰述也络绎不绝。
推崇它的赞誉为文化盛举，诋毁它的斥责为讽议朝政。
正面评价
吴伟逸的文章认为：“东林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”，说他们的悲剧命运是“咎由自取”，不符合实情。
“东林党人表现出来的士大夫的耿直、勇敢、刚毅，为了理想临危不惧、视死如归的精神却万古流芳”，“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的瑰宝，是值得后人敬仰的”。
《晚明激烈“党争”中的“东林党”》一文认为：
“从表面看来，似是由于正直一派官员操之过急，以及除恶务尽的策略错误导致失败，故后人有批评指责东林官员”对于明王朝的灭亡，“似乎他们与阉党负有同样的责任。这是不公平的”。“‘东林党‘一方的所作所为，则比较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，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；他们对贵族大地主独裁专权和腐败邪恶一派的斗争，具有积极意义”。
《明代政治史》认为：
“从主观上说，东林一方投入到党争之中，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机”，
“如果说党争无补于时政，那么东林党只是无心之失，不应受到过多的责备。相反，诸邪党以及阉党他们处处与东林为敌，加重了朝政的紊乱，破坏了正常的统治秩序，使国政在非良好的状态下运行，因此他们应负最主要的责任”。
邓泽森的文章称：“有的论著在辨析东林党着意政治改革时，持论似有失偏颇，认为‘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‘，是从张居正‘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退却‘。持这种观点的学者，忽视了对上述两次改革客观条件差异性的认识”。
接着，又说：“东林党人的活动正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，代表着‘社会良心‘发起的政治自救运动。东林领袖在同封建统治集团里邪恶势力的较量中，遭到彻底毁灭，但是他们仍以基督式的悲壮殉难，给后人树立起一座巍巍丰碑”，
“他们为民请命的义举和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，犹如点缀封建末世夜空里的璀灿星辰。这是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给历史留下的宝贵财富”。
刘泽华主编的《中国政治思想史·隋唐宋元明清卷》认为：
“东林党作为士人政治群体，是富于理想，能坚持原则又颇有牺牲精神的”，他们“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”。
朱义禄《儒家思想人格与中国文化》认为：
“真正从群体自觉角度继承东汉士人的，是明末东林党人”，“他们高扬‘群善‘的精神”，“以善恶来界分君子与小人”，“始终重视气节”，“堪称人格道德上的楷模”，“他们舍身救世，视死如归的崇高人格，却是耸立在神州大地的丰碑”。
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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