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83章CD之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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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时间里，这个以嗜杀著称的草莽英雄，随着他在几支互相对峙的政治军事力量中的越来越趋于劣势，于是对他治下的这片土地和人民采取了疯狂的报复。这就是著名的张献忠屠蜀。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和破坏，使得原本富庶的四川人口锐减，城市要么被他毁掉，要么则因人烟稀少，年久失修而渐渐成为草木繁盛的荒野。
张献忠经营四川，全赖严刑峻法造就的恐怖气氛。大西政权的律法极为严苛，实行连坐法，一家犯罪，株连九家。一旦犯罪，轻的被割耳割鼻、砍断手足，重的斩首、凌迟，甚至效法朱元璋实行“剥皮填草”的酷刑。
为防范间谍，限制百姓行动、言论自由，在成都各门严查百姓出入，出城的人必须呈报姓名、事由，以及归期，如果逾期不归，这人的家眷及邻居都要被处死。张献忠还派出几千名密探，装扮成商人或乞丐，在城内查探，如果发现谁家夜里私语时说到张献忠，就用炭在这家的大门涂上记号，天亮时再抓捕审问。在“大西政权”末期，因无法对郊野民众实施有效的特务统治，张献忠甚至认为，住在山野间的都是意图不轨的叛逆，会给敌军做“带路党”，要一律剿灭；而城中百姓则是良民。故在四川实行了“除城尽剿”的策略，对郊外百姓“不论男女老幼，逢人则杀”。
在经济上，大西政权财政高度依赖暴力“打粮”。大西政权禁止民间持有金银，私藏超过一两，诛杀全家，达到十两，就要剥皮。即使是建立了政权，张献忠也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税的制度，而是凭借没收财产和“打粮”筹集军饷和政府支出。地主和富户被抢光后，“打粮”的对象就成了普通百姓。可以想见，张献忠那所谓“千船沉银”究竟沾了多少血。
大西政权高度防范、仇视知识阶层。张献忠对开科取士非常感兴趣，每攻占一地，即举行科考，强迫当地所有读书人参加。张甚至亲自出题阅卷，但对录取的知识分子，张并不任用，而只用虚职将他们控制起来，防止他们回到地方上聚众“作乱”——所以，张的科考，录取率非常高。大西政权末期，张献忠甚至还假借实行科考的名义，在大悲寺一举屠杀了5000多名士子。
张献忠据蜀晚期，当他意识到天下事已不可为时，他一面下令“剿洗全城，不留一人”大杀军民：成都人被骗至城外，“无罪百姓齐遭惨杀，息静无声。真是尸积如山，血流成河，逐处皆尸，河为之塞，不能行船。锦绣蓉城顿成旷野，无人居住”；一面下令毁掉成都，《圣教入川记》记录了当时在四川传教的欧洲传教士的亲历：“复令将全城四面纵火，一时各方火起，公所私地、楼台亭阁，一片通红，有似火海。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，与及民间之房屋财产，均遭焚如。转瞬间，川中首城已成焦土，人畜同化灰烬，实属可惜。欲恢复旧观，非数千万银两不可”。蜀王府门前有两根盘龙石柱，高达丈余，系后蜀时所立。为了烧掉它，张献忠令人用棉纱等易燃物紧裹数十层，再浸上菜油，三天后等油都浸透时再引火，烈焰冲天，石柱在燃烧一昼夜后倒塌。数十年后，一个叫葛峻起的文人偶然从旧日的蜀王府前经过，昔年的歌舞欢场，此时已是一片空旷白地，只留下了皇城和御河桥这样的地名而已，抚今追昔，诗人感慨万千，赋诗云：蜀王宫殿已成荒，一带修篁傍女墙。惆怅当年御沟水，蝉声犹自噪斜阳。由于成都被破坏得实在不成样子，清朝扫清天下后，不得不将省城移驻于川北小城阆中，时间长达十多年。要一直等到17世后期，随着湖广填四川，大量移民的先后进入并繁衍生息，成都才开始慢慢地恢复了元气。有清一代，成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如今我们还能看到的不多的老建筑，大多也属于清朝时期的――换言之，清朝以前的建筑，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了。这座令人感慨万千的沧桑之城，总是轮回似的不时遭遇灭顶之灾。经过明清交替的屡次折腾，尤其是张献忠发疯般的作贱，作为清朝从明朝手里接过的遗产，成都城就是一片地地道道的废墟。哪怕明清易代已经过去了二十年，当四川巡抚张德地于康熙三年，即1664年到成都时，他眼见的这座“城市”让他震惊――与其说是省会，不如说是一个边远的村落：“城鲜完郭，居民至多不过数十户，视其老幼，鹄面鸠形，及至村镇，止茅屋数间，穷赤数人而已。”而在此之前，成都城这片废墟中，草木丛生，遮天蔽日，成为野兽出没的莽莽林子。有人在破破的城楼上，一天之内即看到十余只老虎在城门洞里走来走去。显然，清政府必须在废墟上重建一座规模浩大的新城，这一工程过于浩大，乃至历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历时百余年方才宣告结束。
明朝初年，成都城的重建范围仅限于宋代成都城的遗址，因此明代成都事实上只相当于几百年前的宋代成都。但清代的重建，其规模则远远超过了明代成都和宋代成都，其中最重要举措，则无疑当数满城的兴建。按清朝统治者的设计，汉族和满蒙应该分而治之。出于安全和隔离的考虑，成都便在成都大城之西新修了一座号为满城，又称少城的新城。方圆达十里的满城，所居人口甚少－－人口最多时期也不过两万多，因而树木葱茏，风景优美，川西民居与北京四合院在这里和谐相处，到处是面积庞大的池塘、树林和菜园子。以居于少城南隅的将军衙门为中心，从南至北一条大道贯穿满城，这条大街就是现在的长顺街。大街两侧依次排列若干东西走向的胡同，按照黄北、白东、红西、蓝南的方位安置八旗甲兵。这座自成体系的城中之城，是种族歧视政策的产物，它地位特殊，就连身为封疆大吏的总督也无权管理过问，汉人更是严禁入内。有资格在城内居住者悉为满族和蒙古族，他们之间也等级森严，官兵职务世袭，所有子弟皆不事生产，由国家按月发放优厚的生活费。入民国后，这座城市显然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，1913年，满城与大城之间的城墙被折除，满城与大城都成为成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清朝，在这个离我们最近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成都的城市建设除了面积剧增和新建满城两点之外，还有一点就是修复了大量业已残破甚至沦为废墟的名胜古迹。
历代成都城的兴与毁，建与拆，既是动荡中国所赐予它的宿命，也是它作为一座中心城市的必然担当。让人欣慰的是，尽管多次遭到全城性的彻底毁灭，但在其后的每一次重建中，建设者们都不弃不离地选择了原来的地址，而没有谁考虑过要将它搬迁它处。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初张仪所选定的城址，它的确是一个最具竞争优势的、宜于人居的风水宝地。居住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成都人，他们的性格特征，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同治年间，就有一个很精准的评价：“俗不愁苦，尚侈好文，民重蚕事，俗好娱乐，居给人足，以富相尚，土地沃美。人士俊乂，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身；人多工巧，绫绵雕镂之妙侔于上国。地大而腴，民勤耕作，无尺寸之弃，岁三四收；刚悍生其方，风谣尚其文，俗不溺女。八旗冠婚丧祭，满州蒙古各遵祖法，节文虽异，皆不逾礼；宗族婚姻，颇相亲睦；交游重义，酬答必丰；其俗简约，不尚华靡；其人憨直，不好私斗，巧于树艺，亦习诗书，骑射最精，果勇善战。”
多时间里，这个以嗜杀著称的草莽英雄，随着他在几支互相对峙的政治军事力量中的越来越趋于劣势，于是对他治下的这片土地和人民采取了疯狂的报复。这就是著名的张献忠屠蜀。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和破坏，使得原本富庶的四川人口锐减，城市要么被他毁掉，要么则因人烟稀少，年久失修而渐渐成为草木繁盛的荒野。
张献忠经营四川，全赖严刑峻法造就的恐怖气氛。大西政权的律法极为严苛，实行连坐法，一家犯罪，株连九家。一旦犯罪，轻的被割耳割鼻、砍断手足，重的斩首、凌迟，甚至效法朱元璋实行“剥皮填草”的酷刑。
为防范间谍，限制百姓行动、言论自由，在成都各门严查百姓出入，出城的人必须呈报姓名、事由，以及归期，如果逾期不归，这人的家眷及邻居都要被处死。张献忠还派出几千名密探，装扮成商人或乞丐，在城内查探，如果发现谁家夜里私语时说到张献忠，就用炭在这家的大门涂上记号，天亮时再抓捕审问。在“大西政权”末期，因无法对郊野民众实施有效的特务统治，张献忠甚至认为，住在山野间的都是意图不轨的叛逆，会给敌军做“带路党”，要一律剿灭；而城中百姓则是良民。故在四川实行了“除城尽剿”的策略，对郊外百姓“不论男女老幼，逢人则杀”。
在经济上，大西政权财政高度依赖暴力“打粮”。大西政权禁止民间持有金银，私藏超过一两，诛杀全家，达到十两，就要剥皮。即使是建立了政权，张献忠也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税的制度，而是凭借没收财产和“打粮”筹集军饷和政府支出。地主和富户被抢光后，“打粮”的对象就成了普通百姓。可以想见，张献忠那所谓“千船沉银”究竟沾了多少血。
大西政权高度防范、仇视知识阶层。张献忠对开科取士非常感兴趣，每攻占一地，即举行科考，强迫当地所有读书人参加。张甚至亲自出题阅卷，但对录取的知识分子，张并不任用，而只用虚职将他们控制起来，防止他们回到地方上聚众“作乱”——所以，张的科考，录取率非常高。大西政权末期，张献忠甚至还假借实行科考的名义，在大悲寺一举屠杀了5000多名士子。
张献忠据蜀晚期，当他意识到天下事已不可为时，他一面下令“剿洗全城，不留一人”大杀军民：成都人被骗至城外，“无罪百姓齐遭惨杀，息静无声。真是尸积如山，血流成河，逐处皆尸，河为之塞，不能行船。锦绣蓉城顿成旷野，无人居住”；一面下令毁掉成都，《圣教入川记》记录了当时在四川传教的欧洲传教士的亲历：“复令将全城四面纵火，一时各方火起，公所私地、楼台亭阁，一片通红，有似火海。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，与及民间之房屋财产，均遭焚如。转瞬间，川中首城已成焦土，人畜同化灰烬，实属可惜。欲恢复旧观，非数千万银两不可”。蜀王府门前有两根盘龙石柱，高达丈余，系后蜀时所立。为了烧掉它，张献忠令人用棉纱等易燃物紧裹数十层，再浸上菜油，三天后等油都浸透时再引火，烈焰冲天，石柱在燃烧一昼夜后倒塌。数十年后，一个叫葛峻起的文人偶然从旧日的蜀王府前经过，昔年的歌舞欢场，此时已是一片空旷白地，只留下了皇城和御河桥这样的地名而已，抚今追昔，诗人感慨万千，赋诗云：蜀王宫殿已成荒，一带修篁傍女墙。惆怅当年御沟水，蝉声犹自噪斜阳。由于成都被破坏得实在不成样子，清朝扫清天下后，不得不将省城移驻于川北小城阆中，时间长达十多年。要一直等到17世后期，随着湖广填四川，大量移民的先后进入并繁衍生息，成都才开始慢慢地恢复了元气。有清一代，成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如今我们还能看到的不多的老建筑，大多也属于清朝时期的――换言之，清朝以前的建筑，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了。这座令人感慨万千的沧桑之城，总是轮回似的不时遭遇灭顶之灾。经过明清交替的屡次折腾，尤其是张献忠发疯般的作贱，作为清朝从明朝手里接过的遗产，成都城就是一片地地道道的废墟。哪怕明清易代已经过去了二十年，当四川巡抚张德地于康熙三年，即1664年到成都时，他眼见的这座“城市”让他震惊――与其说是省会，不如说是一个边远的村落：“城鲜完郭，居民至多不过数十户，视其老幼，鹄面鸠形，及至村镇，止茅屋数间，穷赤数人而已。”而在此之前，成都城这片废墟中，草木丛生，遮天蔽日，成为野兽出没的莽莽林子。有人在破破的城楼上，一天之内即看到十余只老虎在城门洞里走来走去。显然，清政府必须在废墟上重建一座规模浩大的新城，这一工程过于浩大，乃至历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历时百余年方才宣告结束。
明朝初年，成都城的重建范围仅限于宋代成都城的遗址，因此明代成都事实上只相当于几百年前的宋代成都。但清代的重建，其规模则远远超过了明代成都和宋代成都，其中最重要举措，则无疑当数满城的兴建。按清朝统治者的设计，汉族和满蒙应该分而治之。出于安全和隔离的考虑，成都便在成都大城之西新修了一座号为满城，又称少城的新城。方圆达十里的满城，所居人口甚少－－人口最多时期也不过两万多，因而树木葱茏，风景优美，川西民居与北京四合院在这里和谐相处，到处是面积庞大的池塘、树林和菜园子。以居于少城南隅的将军衙门为中心，从南至北一条大道贯穿满城，这条大街就是现在的长顺街。大街两侧依次排列若干东西走向的胡同，按照黄北、白东、红西、蓝南的方位安置八旗甲兵。这座自成体系的城中之城，是种族歧视政策的产物，它地位特殊，就连身为封疆大吏的总督也无权管理过问，汉人更是严禁入内。有资格在城内居住者悉为满族和蒙古族，他们之间也等级森严，官兵职务世袭，所有子弟皆不事生产，由国家按月发放优厚的生活费。入民国后，这座城市显然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，1913年，满城与大城之间的城墙被折除，满城与大城都成为成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清朝，在这个离我们最近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成都的城市建设除了面积剧增和新建满城两点之外，还有一点就是修复了大量业已残破甚至沦为废墟的名胜古迹。
历代成都城的兴与毁，建与拆，既是动荡中国所赐予它的宿命，也是它作为一座中心城市的必然担当。让人欣慰的是，尽管多次遭到全城性的彻底毁灭，但在其后的每一次重建中，建设者们都不弃不离地选择了原来的地址，而没有谁考虑过要将它搬迁它处。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初张仪所选定的城址，它的确是一个最具竞争优势的、宜于人居的风水宝地。居住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成都人，他们的性格特征，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同治年间，就有一个很精准的评价：“俗不愁苦，尚侈好文，民重蚕事，俗好娱乐，居给人足，以富相尚，土地沃美。人士俊乂，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身；人多工巧，绫绵雕镂之妙侔于上国。地大而腴，民勤耕作，无尺寸之弃，岁三四收；刚悍生其方，风谣尚其文，俗不溺女。八旗冠婚丧祭，满州蒙古各遵祖法，节文虽异，皆不逾礼；宗族婚姻，颇相亲睦；交游重义，酬答必丰；其俗简约，不尚华靡；其人憨直，不好私斗，巧于树艺，亦习诗书，骑射最精，果勇善战。”